二零一二年十二月，北京冷得刺骨。
那天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是程牧云打来的。她在电话那头说：“锦烨，周世安出来了。”
我愣了一下：“什么？”
“周世安。”她说，“当年那个黑砖窑的窑主。判了七年，减刑了，提前出来了。”
我握着手机，站在报社门口，半天没说话。
程牧云继续说：“有人在山西看见他了。据说又开了个厂，还是老本行。锦烨，你要小心。”
挂了电话，我站在那里，很久很久没动。
周世安。那个名字，我写过不下十次。二零零五年，我第一次暗访黑砖窑，他就是其中一个窑主。那时候他还只是“乡镇企业主”，我采访过他，他笑着说：“乔记者，我们这是合法经营。”
后来他的厂被查了，他跑了。再后来，他被抓了，判了七年。
七年，他坐了不到五年就出来了。
我回到办公室，坐在位置上，脑子里乱糟糟的。
旁边的小李问我：“乔姐，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？”
我说没事。
可我知道，有事了。
那天晚上，林觉非来找我吃饭。我把这事告诉他。
他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：“锦烨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
“他那种人，记仇。”林觉非说，“你写过他，他会找你麻烦的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他看着我，眼睛里有担忧。
“要不，你先回柳镇待一阵？”
我摇摇头。
“不能回。”我说，“回去了，就认怂了。”
他没再劝。
吃完饭，他送我回家。走到楼下，他忽然拉住我的手。
“锦烨。”
“嗯？”
“有什么事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”
我看着他的眼睛。那双眼睛里有东西，很认真，很用力。
“好。”我说。
他松开手，转身走了。我站在楼下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。
北京的冬夜，风很大，吹得人透心凉。
可他的手，刚才很暖。
十二月二十号，我收到一封信。
信封上没写寄件人，只有我的名字和地址。拆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张照片。
照片上是母亲。她站在书店门口，正弯腰锁门。拍得很清楚，连她脸上的皱纹都看得见。
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：“乔记者，你妈挺好看的。”
我拿着那张照片，手在抖。
那天晚上，我给母亲打电话。
“妈，你最近出门小心点。”
“怎么了？”
“没事。”我说，“就是最近治安不太好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锦烨，你是不是出事了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你别骗妈。”
我握着手机，不知道说什么。
过了很久，我说：“妈，有人给我寄了一张你的照片。”
她没说话。
“妈，你听我说。这几天不要一个人出门，让周婶陪你。晚上早点关门，谁来都别开。”
“锦烨……”
“妈，你答应我。”
沉默了很久，她说：“好。”
挂了电话，我坐在窗边，看着北京的夜。
窗外灯火通明，车水马龙。可我觉得冷，从里到外的冷。
那个人，他知道我妈。他知道我妈长什么样。他知道我妈在哪儿。
他什么意思？
他想什么？
那天晚上，我一夜没睡。
第二天，林觉非来找我。我把照片给他看。
他看着那张照片，很久没说话。
然后他说：“锦烨，报警吧。”
“报警有什么用？”我说，“他又没做什么，就寄了一张照片。”
“那你想怎么办？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
他把照片还给我，说：“锦烨，你听我说。这种人，你不能怕他。你越怕，他越来劲。”
“我不怕他。”我说，“我怕他对我妈怎么样。”
他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那你把阿姨接到北京来。”
我摇摇头。
“她不会来的。”我说，“她说她一辈子不走。”
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家里，想了很久。
我想起那个黑砖窑。想起那些瘦成骨头的人，那些拿棍子的人，那个捡馒头的年轻人。想起周世安笑着说的那句话：“乔记者，我们这是合法经营。”
合法经营。
那些人在窑底，活，挨打，等死。他在上面，数钱，笑，减刑。
五年，他只坐了五年就出来了。
凭什么？
我不知道凭什么。
但我知道，我不能怕他。
我怕了，他就赢了。
十二月二十五号，圣诞节。
北京到处是圣诞树，到处是彩灯，到处是人。我一个人走在街上，看着那些笑着的人，忽然觉得自己和他们隔着一层什么。
手机响了。是林觉非打来的。
“锦烨，你在哪儿？”
“在外面。”
“我去找你。”
“不用……”
他已经挂了。
过了一会儿，他来了。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，跑得气喘吁吁。
“你跑什么？”我问。
“怕你一个人。”他说。
我看着他的脸，忽然想哭。
那天晚上，他陪我走了很久。从天安门走到王府井，从王府井走到东单。北京的夜，灯火通明，风很大，很冷。
“林觉非。”
“嗯？”
“你说，这个世界会好吗？”
他想了想，说：“会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“因为有你在。”他说，“有你在写，有我在写，有那么多人在写。写的多了，总会好一点。”
我没说话。
他又说：“锦烨，你不能因为一个人，就不相信这个世界。”
我看着他的眼睛。
那双眼睛里有光，和以前一样。
“我知道了。”我说。
一月，母亲来电话说，周婶病了。
“什么病？”
“说是胃里长了东西。”母亲的声音很低，“要去省城查。”
我愣住了。
周婶，那个从小说看着我长大的周婶，那个给母亲念信的周婶，那个给我发请柬的周婶。
“妈，我回去看看。”
“别回了。”她说，“工作要紧。”
“不行，我要回。”
挂了电话，我订了第二天最早的车票。
林觉非来送我。
“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。”他说。
“嗯。”
“别一个人扛。”
“嗯。”
“锦烨。”他忽然叫住我。
我回头。
他站在那里，看着我，好像想说什么。
我等了一会儿，没等到。
“怎么了？”
他摇摇头，笑了。
“没什么。”他说，“路上小心。”
我上了车，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车开了，我回头看他。他还站在那里，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一个点。
在窗边，闭上眼睛。
耳边是车轮滚动的声音，轰隆隆，轰隆隆。
周婶，你等着。我回来了。
到柳镇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
我直接去了县医院。周婶住在三楼，病房里只有她一个人。
看见我，她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
“锦烨？你怎么回来了？”
“来看你。”我走过去，握住她的手。
她的手很瘦，青筋暴起，凉凉的。
“没事，就是胃里长了东西。”她说，“查查就好了。”
我没说话。
母亲从外面进来，看见我，也愣了一下。
“不是说别回吗？”
“回了。”
她走过来，站在床边。三个人，谁也没说话。
那天晚上，我和母亲挤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，坐着，说话。
“周婶这个病，查出来了吗？”
“明天出结果。”母亲说。
“你担心吗？”
她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担心。”她说，“她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。”
我看着她的侧脸。灯光照在她脸上，把皱纹照得深深浅浅。
“妈。”
“嗯？”
“你还有我。”
她转过头，看着我。眼睛里有光，闪了一下。
“嗯。”她说，“妈还有你。”
第二天，结果出来了。
胃癌。中期。
医生说要手术，要化疗，要很多钱。
周婶的儿子在外地打工，赶回来的时候，已经是第三天。他跪在病床前，哭得像个孩子。
“妈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没用，我没钱给你治病。”
周婶摸着他的头，说：“傻孩子，妈没事。”
我站在旁边，眼泪流下来。
那天晚上，我给林觉非打电话。
“林觉非。”
“嗯？”
“周婶病了，胃癌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需要钱吗？”
“需要。”
“多少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我说，“我先凑凑。”
“你别动。”他说，“我来想办法。”
挂了电话，我坐在医院走廊里，很久很久。
北京的夜，柳镇的夜，都是一样的黑。
但有人陪着，就不那么黑了。
一月二十号，林觉非来了。
他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，到柳镇的时候，天都快亮了。我去车站接他，看见他拎着一个大包，风尘仆仆。
“怎么来了？”
“送钱。”他把包递给我，“三万块。我攒的，还有跟朋友借的。”
我愣住了。
三万块。他攒了多久？
“林觉非……”
“别说了。”他说，“救人要紧。”
我看着他，眼泪流下来。
他伸手抹掉我的眼泪，说：“哭什么？又不是生离死别。”
我笑了，哭着笑了。
那天下午，我们把钱送到医院。周婶的儿子接过钱，又要跪下。林觉非一把扶住他。
“别跪。”他说，“都是人，应该的。”
周婶躺在病床上，拉着林觉非的手，说：“孩子，你是好孩子。锦烨有福气。”
林觉非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
我也没说话。
有福气吗？
我不知道。
但我知道，他在，就是福气。
手术那天，我们在外面等了四个小时。
母亲坐立不安，走来走去。我坐在椅子上，看着手术室门口的红灯。
林觉非坐在我旁边，握着我的手。
那只手很暖，很紧。
红灯灭了。医生走出来，说：“手术顺利。”
母亲一下子瘫在椅子上，眼泪流下来。
我也哭了。
林觉非拍了拍我的肩，说：“没事了。”
周婶在医院住了一个月。
那一个月，我和母亲轮流陪护。林觉非待了三天，就回北京了。走之前，他对我说：“有事打电话。”
我说：“好。”
他看着我，看了很久。
然后他伸手，摸了摸我的头。
“锦烨。”
“嗯？”
“你妈很好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你也是。”他说，“你很好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
他已经转身走了。
我站在医院门口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。
北京的夜，柳镇的夜，都是一样的黑。
但他来过，就不那么黑了。
二月，周婶出院了。
她瘦了一大圈，头发也白了，但精神还好。拉着我的手，说：“锦烨，谢谢你。谢谢林同志。你们都是好人。”
我说：“周婶，你好好养病。以后还给我做好吃的。”
她笑了，笑着笑着，眼泪流下来。
回北京那天，母亲又送我到车站。
还是那个站口，还是那棵梧桐树，还是那件蓝布外套。
她站在那里，看着我上车。
我放好行李，回头看她。
她朝我挥了挥手。
我也挥了挥手。
车开了。她的身影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一个点。
在窗边，闭上眼睛。
耳边是车轮滚动的声音，风的声音，还有她最后说的那句话：
“好好。”
妈，我会的。
我会好好，好好活，好好走。
走远了，再回来。
回来看你，看周婶，看这条河。
回来，做你们的河。
回到北京，已经是第二天下午。
林觉非在火车站接我。看见他，我走过去，抱住了他。
他愣了一下，然后也抱住我。
“怎么了？”他问。
“没什么。”我说，“就是想抱抱你。”
他没说话，只是把我抱得更紧了。
北京的二月，还很冷。风很大，吹得人透心凉。
可那一刻，我觉得很暖。
三月，我又收到一封信。
还是那个地址，还是那个笔迹。拆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张照片。
照片上是林觉非。他在采访，站在一群人中间，正在低头记笔记。
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：“乔记者，你男朋友挺帅的。”
我看着那张照片，手在抖。
他知道林觉非。他知道林觉非是谁。
他知道我们的一切。
那天晚上，我把照片给林觉非看。
他沉默了很久。
然后他说：“锦烨，我们报警吧。”
“报警有用吗？”
“至少有个记录。”他说，“万一真有什么事，警察知道是谁。”
我点点头。
第二天，我们去派出所报了案。警察做了笔录，说会调查。但我知道，这种事，调查不出什么。
他只是寄照片，没做别的。寄照片，不犯法。
走出派出所的时候，林觉非忽然拉住我的手。
“锦烨。”
“嗯？”
“以后上下班，我接送你。”
“不用……”
“用的。”他说，“我不放心。”
我看着他的眼睛。那双眼睛里有担忧，有认真，有心疼。
“好。”我说。
四月，子又恢复了平静。
周婶的身体慢慢好起来。母亲打电话来，说她能下地走了，能做饭了，能晒太阳了。
梅若兰来信说，她女儿考上了县城的重点中学。她说高兴得一夜没睡。
韩愈之从省城来信，说他也要来北京了。一家出版社请他来做编辑。
我看着那些信，一封一封地回。
子就这样过着。有担心，有害怕，但也有暖，有光。
五月的一天晚上，我和林觉非坐在他家的阳台上，看北京的夜。
远处灯火通明，近处有风，吹得人懒洋洋的。
“林觉非。”
“嗯？”
“你说，周世安还会不会来找我？”
他想了想，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“你怕吗？”
他转过头，看着我。
“怕。”他说，“但我更怕你一个人扛。”
我看着他的眼睛。那双眼睛里有光，有担心，有他从来没说过的话。
“林觉非。”
“嗯？”
“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他等着。
我张了张嘴，又闭上了。
说什么呢？说谢谢你？说我其实……说我们……
我不知道怎么说。
他笑了，轻轻笑了。
“不急。”他说，“有的是时间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
有的是时间。
是啊，有的是时间。
我们都在。河在流。时间在走。
有的是时间。
那天晚上，我们坐了很久很久。
风一直吹，灯一直亮，远处的北京一直热闹着。
而我们就坐在那里，不说话，也知道对方在想什么。
六月，林觉非又出差了。
这次是去四川，采访地震灾区的重建。走之前，他来跟我告别。
“锦烨，我走了。”
“嗯。”
“两个月后回来。”
“好。”
他站在门口，看着我。
我走过去，抱了他一下。
他愣住了。
“怎么了？”
“没怎么。”我说，“就是想抱抱你。”
他笑了，抱着我，很久很久。
“等我回来。”他说。
“好。”
他走了。
我站在窗边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。
北京的夏天，热得让人透不过气。
可我心里，有一点凉。
等他回来。
我会等他回来。
七月，我一个人去了趟天津。
不是采访，是去看海。站在海边，看着那片无边无际的水，想起他说过的话。
“锦烨，以后我带你去看看。”
我还没去，他先带我去了。
我一个人站在海边，风吹过来，带着咸咸的味道。
我拿起手机，给他发了一条短信：
“林觉非，我在海边。等你回来，我们一起看。”
过了很久，他回了一条：
“好。”
八月，他回来了。
我去火车站接他。看见他，我又愣了一下。又瘦了，又黑了，胡子又长了。
“你怎么每次回来都这样？”我问。
“忙。”他说，“顾不上。”
回去的路上，他一直在说四川的事。说那边的风景，说那边的人，说那边的故事。我听得很认真，偶尔问几句。
说到最后，他说：“锦烨，那边真好。以后我带你去看看。”
“你说过了。”
“说过吗？”
“说过。”
他想了想，笑了。
“那就再说一遍。”他说，“那边真好。以后我带你去看看。”
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也笑了。
“好。”
九月，我得了一个更大的奖。
是全国性的新闻奖，这次是特等奖。编辑部又开会宣布，大家又鼓掌。我上去领奖，站在台上，看着台下那些人，忽然想起很多人。
想起母亲，想起林觉非，想起周婶，想起梅若兰，想起韩愈之。想起那个捡馒头的年轻人，想起那个在河边看我的孩子，想起周婶病房里那些等着救命的病人。
他们都是我写下去的理由。
散会后，主编又把我叫到办公室。
“小乔，你现在是名记了。”他说，“以后有什么打算？”
我说：“继续写。”
他点点头，没再说什么。
晚上，林觉非来找我吃饭。
还是那家小馆子，还是那几个菜。他举起杯子，说：“恭喜你。”
我跟他碰了一下。
“林觉非。”
“嗯？”
“你说，我以后会不会变？”
他愣了一下：“变什么？”
“变得不是我了。”
他看着我的眼睛，很久很久。
然后他笑了。
“不会。”他说，“你还是那个在河边捡鞋的人。”
我也笑了。
窗外的北京，灯火通明。
我想起那条河。那条在柳镇的河，那条在心里流着的河。
它一直在流着。
就像我。
就像他。
就像我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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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第十三章 完）